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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丰县传统文化研究会

东丰县正道助学志愿者协会

 
 
 

日志

 
 

在青少年文科教育中应该大力提倡骆驼进食式教学法(极力推荐,老师们必看。)  

2011-11-24 19:53:4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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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式诵读法

                                     周祖庠 

   (漳州师范学院中华语言文化研究所  363000  福建漳州)

 提  要:旧式“诵读法”被当作“注入式”教学法的被否定,造成了文科教育的极大损失。这一否定,一者违背了人类的记忆规律;二者它以极“左”方式否决了我们对传统教育及传统典籍文化精华的有效继承,实际上也就是否定了中华文化。

关键词:提倡;“骆驼进食”诵读法;继承;典籍文化

 

“死记硬背”,作为一种学习方法,几十年来一直被我们当作“注入式”而否定了,认为它是与我们所提倡的“启发式”教学原则相违背的。我们提倡“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而反对机械记忆。

记得五十年代末,有一幅宣传画,上面画有鲁迅先生的头像和一条语录:“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就是宣传反对陈腐僵化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选入初中语文课本的范文——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面生动地描写了旧式教育下儿童读书的情况: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缺齿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上下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

迅哥儿们读的究竟是什么书,现在即使是中学语文老师,恐怕很多人也不一定搞得清楚,更用不着说是小学生了。

你想想:九、十岁的儿童读的是《易经》、《论语》这些“儿童难以理解”、感到“枯燥无味”的东西,所以少年时代的鲁迅们怎么不怀念百草园?怎么不经常在上课时趁老师不注意,偷偷溜到后面的梅园去玩“捉苍蝇喂蚂蚁”的游戏呢?

这种“注入式”的教学方法当然应该废除了:这就是我们过去的认识。

五十年代初,我正在读小学;五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还记得《语文》课本第一册第一课的题目是:“开学”;正文是:“开学了”。第二课的题目是:“上学”;正文是:“我们上学”。三课是:“学校里”,“学校里,同学很多。”——这些课文,老师都不要求背诵,可是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

这就是旧式学堂和新式学校教学的差别。

后者的内容,当然是很便于小学生学习的。今天的小学、中学甚至大学语文依然在采用这类教材和教学方法。

然而现在看来:这样的内容,就是记住了,对我们究竟又有多少用处呢?

五十多年来,如此语文教学的结果,我们的语文水平究竟怎么样了呢?

答案是一致的:语文水平今不如昔,而且是大大的——我们语文教育被耽误了!

当代文科无大师,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

我在读小学前,曾跟着母亲背诵了不少古诗——《木兰辞》、《孔雀东南飞》之类,还会唱。也曾读过半个月的私塾,背诵过:“三(字经)、百(家姓)、增(广昔时贤文)”;——当时,并不完全背得,字也没有认识多少。

但自上小学后,我对语文课的内容及教学总是感到:吃不饱!

时间长了,对语文课也就产生反感。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小学一年级)起一直到高中毕业,我从来没有好好地上过一节语文课,但我的语文成绩在班上却一直遥遥领先,语文老师还经常把我当作榜样教育同学。之所以能如此,就是我喜欢阅读课外书籍、报刊杂志,而且阅读面很广,数量也不少;也一直很重视语文知识的学习和语文技能的培养,那怕上初中后因为政治的原因决定把自己的主攻方向改为理科后,也从来没有放松过语文水平的提高。以后作了个中学、大学中文教师,现在人也老了,人们很难想到,我很多中文知识,都是小学初中时积累起来的,即使四十多年来没有再温习过,也很少忘掉。

最悔恨的就是在那极“左”的年代,很多古代经典、外国经典很难看到,即使见到一些也不懂得去诵读,当然很多该记的东西也就没有记下来,浪费了最佳的读书年龄——再加上十年“文化大革命”,没有书读——学的很多东西也没有什么用,有用的又没有系统学过。参加工作当了中学语文教师后,感到损失很大——虽然花了很多精力系统地去补课、去记忆;总是事倍功半,记了又忘——原因就是错过了记忆的最佳年龄。因此,治起学来也很苦,比别人要多花几倍的付出。

几十年来,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一边也在反思我国的文科教学。

文科水平下降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过分强调了认识规律,而忽略了人的生理规律、记忆规律。

现代自然科学证实,人的大脑细胞在胚胎形成后到四岁前,分裂速度是最快的,成几何级数百倍、千倍地增长。这个时候,无论你往里面灌输什么东西,它都能装得下,而且能记得住,可以说在这个阶段,记忆的开发潜力是无限的——因为我们的开发是有限的:你往里面灌输的是知识精华,那这样的脑袋就可能是大师级的脑袋——这叫精英教育;如果灌输的是一般的知识甚至是次品,那可能就会成为芸芸众生或庸碌小人——这叫大众教育或庸才——平庸之才——教育;不往里面灌输呢?就会成为白痴——这叫扼杀人才。这就是“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也就是“孟母三迁”的原因。

而人的记忆力却是容易早衰的,据研究,十三岁后就进入了半衰期,二十四岁后就进入了全衰期。所以,人类最好的次好的接受教育时期是四岁前、十三岁前,再次就是二十四岁以前。

可是,我们现在实行的文科教育,看起来却像庸才教育:十三岁以前,因为理解能力差,我们只是给学生讲一点很简单的东西,基本上没有灌输精华知识——背诵经典;十三岁进入中学后,灌得多了一点,但大多数也是常识性的东西——不进学校也可以学到,而且可能学得更好——直到大学毕业;二十四岁以后,我们的理解能力加强了,但是,由于已进入人生的繁忙期,要工作,要养家活口:一来没有时间去系统阅读文科经典著作;二来,即使读了一点,也记不住,因为我们的记忆已进入全衰期;何况极“左”影响还没有彻底清除,“右”的诱惑(金钱名利)又来得那么凶。

著名的学者辜鸿铭曾把当时我们的外语教学比作引车卖浆者语言的教育,我想,我们现在的语文教育也是这样。

少年辜鸿铭留学欧洲时,在他义父英国布朗先生指导下背诵了英文原著弥尔顿的《失乐园》以及莎士比亚的三十七部剧本;学了英语后,布朗又要求他学习德语,背诵歌德的《浮士德》德文原著,这些都是顶尖的外语经典著作:

    “我根本不懂德语,怎么能背颂《浮士德》?”

    “没关系,我念一句,你就跟着背一句。”

    “我听不懂你说的是什么呀?”

    “这更没关系。现在只要求你背得熟练,并不要求你听得懂什么。如若等到听得懂了以后再来背它,你的心也就乱了,反而倒背不熟了。明白吗?等你把这本书也能倒背如流的时候,我再讲给你听也不迟。”①

辜鸿铭用了半年的时间终于背熟了对于他来说是丝毫不懂、如同咒语般的《浮士德》。这样,一个精通英、德、法、意若干语种以及通晓西方文化的著名大家就被培养出来了。

我们现在提倡的“轻轻松松地学习”,反对“死记硬背”刻苦读书,这实在是一个误导,实在是一种自欺欺人之谈,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这几十年的实践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天地之间,是没有任何可以“轻轻松松”获得的学问,所谓“轻轻松松可以获得的学问”,是没有多少用处的。在过去的传统教育中,只要求学生掌握中国的文、史、哲学问,犹需“十年寒窗”之苦;而对今天搞文、史、哲的人来说,不仅要精通过去的,还要精通今天的;不仅要精通东方的,还需要精通西方的,所谓“学贯古今、学贯中西”;同时还要学习理科知识至少到高中。以大大减少的付出,却想获取大大增加的知识,这可能吗?

我们这几十年在文、史、哲上产生不了大家,这就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国人文、史、哲水平的严重下降,已经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低度。

过去了的现代文科大家如陈独秀、鲁迅、陈寅恪、钱钟书这些人,是怎样被培养出来的呢?本文只强调一个方面,这就是他们每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都受到过严格的传统文科教育,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项就是诵读教育:

一开始发蒙就大声地背书,不管你懂不懂(过去叫“读望天书”、“读白眼书”——即读既不懂得内容,又不认识文字的书)——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到《四书五经》、直到《十三经》……。这样,这些古代的知识精华就装在自己大脑里,终身也不会忘记了。也可以说,它们有一半已属于自己了。这时候的他们,仅仅是个少年儿童,而我们现在是一辈子也作不到这点了。

章太炎、黄侃、黎锦熙、钱穆、呂思勉、梁实秋……,也都受过这样的训练,他们中的很多人,十三岁以前就能背诵《十三经》了。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概念——现在的文科博导们翻过《十三经》的又有几个?

稍长以后,理解力加强了,把原来囫囵吞下去的这些枣子再“反刍”——逐一理解消化,这样,这些精品就全部属于自己的了,永远为我所用了。就像已输入电脑的资料一样,不管什么时候,想扫描就扫描,想输出就输出……比电脑还快。而且电脑作不到的,人脑还可以作到:想发酵就发酵,想酿制什么就酿制什么……。这时候,他们不过二十来岁,然而很多名篇都是在这个年纪写出来的:《滕王阁序》、《鹏鸟赋》等等。对此,当代的文人们也只能是望洋兴叹了!

为什么要背诵?而且要大声背诵呢?

背诵就是要你去记住大量的词汇及其用法,记住大量名句及其用法,熟悉名著作法;不但学会了语法、修辞,同时也掌握了语音、声律。

古人云:“《文选》烂,秀才半。”“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说的都是从诵读中吸取感性认识,从实践中悟出真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讲的也是这个道理。言,就包括作文。现在的作家们词汇贫乏、语言无味就是没有打好这个基础。

当然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就是要求学生知行合一,身体力行、修身养性——“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用名著的语录、名著的知识、名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道德规范,往往能收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潜移默化的巨大功效,它绝不是我们现在的空洞说教可比的。这就叫“读圣人书”,“见贤而思齐。”

而高声吟诵,可以帮助我们加强语感,更好地体会文章语言之妙包括声律之美。古人作文,一定要通过吟诵来修改,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加强记忆(所谓“李阳英语”取的就是这一点。可悲的是,中国人发明的妙法,现在却不用于学习国语,而只用于外语之上)。

你想想,如此这般,大师怎么会培养不出来呢?人材怎么会培养不出来呢?我们过去的文科教育,是培养一个是一个,现在却是培养一万个也难成功一个。

我们把这种旧式诵读法叫做“骆驼进食法”。

骆驼是沙漠之舟,在沙漠无水无草的条件下,它即使半个月、一个月不进水不吃食也照样能够前进,靠的就是大自然给它选择出来的特殊消化系统和消化功能。

骆驼有两个胃,就在两个驼峰下,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它能大量进水、进食——半个月、一个月的食物,而不管它能不能消化,甚至可以说,它根本就不需要消化。要等到后来在缺水、缺草的情况下,它才反刍消化。牛也有这种功能,只不过它的储藏量不如骆驼。

旧式的这种诵读法跟骆驼进食法是一个原理。在有水草即记忆力好的时候大量进食、大量背诵,不管它能不能理解甚至还可以这样说:根本就不需要理解(所以古代的名师,在这个阶段当有学生问他们问题时,他们并不回答。不回答并不是不懂,而是要等学生有一定的基础后再开讲。否则一知半解,反而会影响学生的学习。辜鸿铭义父给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鲁迅先生等的文章中对此也有反映。但绝不能等到开讲理解了后再背诵,这样,就要被耽误——我们就是被耽误了),你只管给我背诵,能背诵就好。这就是旧式教育所强调的诵读教学,它是几千年来总结出来的一条宝贵教学经验。

等到没有水草时骆驼开始反刍消化了,等到学生理解力到一定程度而记忆力却半衰或全衰时,老师开讲了:学生就开始消化自己脑袋里已记忆下来的东西,等到消化了,巨匠们的杰作就成了自己的营养;再结合现实思考——将自己肚皮里的营养与之融会贯通,就可能吐出新的精品,而这些精品尔后又可能成为人们的诵读对象。

而我们现在的文科教育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在读书的最佳年龄我们没有诵读过应该读的中国或外国经典著作,甚至于连书名也很少听说。等到记忆力进入半衰期和全衰期以后,我们才开始在教材中接触到为数极少的文选和一些关于经典著作的概论,这叫“蜻蜓点水”式教学——和过去从原著学习的“潜水式”教学是根本无法比的,还没有来得及系统地看原著,已经是大学毕业了。

中国现在的大学毕业本来应该是我们自修专业的开始,至少文科是这样,但往往却成了我们学习的结束。此后,对于这些经典原著,不是我们没有时间,就是不愿意抽时间去系统地阅读;或者即使读了其中的很少一部分,不是读不懂,就是记不住;由于往往没有系统学习与深入钻研,最后落得一知半解。而形势又逼着我们要发表论文、评定职称,结果就是去吃别人不知道嚼过多少遍的馍——因为我们自己肚子里没有货:不管是别人的货,还是自己的货——这里翻翻,那里凑凑,断章取义地引用经典上的一些语句表示自己已经读过了这些东西。于是,一篇篇论文出笼了,一部部专著问世了。而实际上,都是别人的牙慧,从来也没有一点自己有价值的原创;而我们评定论著的标准,不是看它的水平,而是看它的数量,真是可笑之至。又于是,从助教升到讲师,又从讲师升副教授,好不容易熬到了教授——如果你占的地势好,还可以混个博导当当。于是功成名就了,再加上自己感到过去当文抄公混职称也还是挺辛苦的,因为还要考外语什么的,这个时候,还想系统读书的人又有几个?何况,读书又有什么用,不读书不是职务还要升得快些吗?钱还要捞得多些吗?同时,现在想读书的学生又有多少呢?你老师想要他多学点知识,他反而认为你跟他过不去。

对于西方的经典著作我们也是采取这种作法。

你想想,这样的师傅能带出什么样的徒弟呢?

所以,我们现在文科的水平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大学生的水平,不如过去的初中生;博士生,赶不上过去的大学生;博导,远远不如过去一个秀才。搞文学的人没有通读过《诗经》、《左传》,搞历史的人没有通读过“前四史”,搞哲学的人没有通读过《老子》、《庄子》,这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而过去的读书人却是:不分什么专业,这些书文史哲的书都要统统精读和背诵的。

好一点的有没有呢?有,但由于被我们的教育和制度耽搁了,须知要补课、要读书、要搞研究毕竟要时间,等到把书读好消化好用好质量高的论文专著写出来并且发表和出版时,人已经老了;而职称还要从助教逐级逐级地往上升还没等到升为教授,就要退休或归道山了,谁还会用他们这些老朽呢?何况他们往往又没有文凭——硕士生帽或博士帽。

我们过去常常嗟叹为什么骆宾王在七岁时、曹植在七步之内就能够写出这样好的诗?王勃二十六岁时就写出《滕王阁序》这样的千古名篇:现在的人就是六十二岁、八十二岁也写不出来呀——永远也别想写出来!

是时代进步了呢?还是别有什么原因?

从内心说,我们倒宁愿牺牲文科的这种“进步”,去换回几个王勃、骆宾王重现。如果说王勃他们确实是神童,一般人是不可能学习的,那现在为什么又产生不了这种神童呢?倒是像什么严新、李洪志之类“神童”出了不少。

对此,我们感到是很悲哀的。

现在,联系起王勃他们所受的教育来看,觉得他们的出现也很平常。

我们难道还不应该从这一系列的事实中总结出一点什么教训吗?难道还不应该对我们现行的文科教育有所觉悟吗?

我这里并不是要提倡回到过去的教育中去,而只是说,对旧教育要辩证地看,对于其中有用的行之有效的东西应该继承下来;不能一提到旧教育,就是封建的东西,应该统统扫地出门——而好多真正封建的东西我们现在还没有触动呢——近百年来倒洗澡水把孩子也一起倒出去的惨痛教训应该认真吸取了。

也并不是对所有的学生都要提倡这种诵读教育,但我想:至少学文、史、哲专业的学生必须如此。

同时文科教育要提前抓,要从幼儿抓起!要像音乐、戏剧、体育那样。不能等到高考时再分家,要从幼儿起即重点培养。叶至善、赵朴初、冰心等老先生九十年代向中央的建议:“古汉语要从儿童抓起”,强调的就是这个意思。

据了解,如果不是在十五、六岁前就学好一种语言,而是在此后才开始学习,那则是永远不可能学好的了。

现在提倡素质教育,减轻学生负担,当然是很好的。但减负,并非是只让学生轻轻松松去学习,而是要去掉那些学生化了大量精力学了无用或者有害的东西,或者是学了没有多大用处的东西。

应试教育问题,学生负担过重问题,出在学校,但根子在社会,它实际上是个社会问题。按目前的情况,不是三年五载就能够解决好的。我们如果坐等它的解决,就可能又要耽误一代两代人。目前,较为切实的作法就是:

教师尽量给学生灌输点有用的东西,但需要有不怕影响自己利益如奖金、职称、晋升等的精神,当然这是很难做到的,就需要学校及教育管理部门领导积极支持、配合。

学生家长也应该尽可能地给学生灌输正确的思想,而不是引导他们去争取什么高分、考什么重点大学。要作到这点,学生家长也必需首先提高自己的认识。

学生,包括大学生,也不要以学校教学、考试的指挥棒为转移,去争取什么高分,当什么优秀学生,而要注重真才实学的培养,高分低能最终是没有用的。招聘人才的那些只会看文凭,不会看水平的裙带人事干部也应该淘汰了。

当然这样作必然会影响到学生的中考、高考,以至于一些学生本来是可以考进重点大学的却考了个普通大学,能够考取普通大学的可能要落选。这就希望家长和学生们看远一点:是培养一流人才重要,还是上重点大学要一个重点大学的文凭重要?是文凭重要,还是水平重要?有文凭的人无水平,有水平的人无文凭在当前并不是偶然现象,最后决定一个人的是水平而不是其他的什么。

何况现在的重点大学与培养一流人才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一流人才在重点大学被耽误了的也不少。试问,这几十年来,我们的重点大学文科究竟培养出了几个大师?我们的重点大学又有几所是真正的一流大学。现在的北大并不是以前出名时的北大,现在的清华也不是过去的清华了。复旦旧校歌唱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羈绊。”早已远离了大学。

为文凭、为就业而读书是可悲的,古代称之为“衣禄小人”。不知怎么的,现在这种人竟会如此之多?当然这也是个社会问题。因此奉劝诸君,千万不要把自己可以培养成为大师级的子弟耽误了,虽然他们头上可能带着重点大学的博士帽。

我们也盼望国家加大改革步伐,早日把应试教育的土壤清除(这土壤是我们这十几年创造出来的,谁说我们没有“创新”呢),而去创造一个培养文科大师的优良环境。须知,没有文科大师的社会是可悲的,因为没有灵魂!

现在北大有个王选,而没有一个鲁迅!我们重奖了王选们,而找不到鲁迅们重奖,那怕是马寅初、梁漱溟们也找不到。我们宁愿要一个马寅初,而不要一百个王选!有了一个鲁迅,自然有一百个王选!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立国之本,没有一流文科人才,国家是强大不了的。这方面,日本人比我们清醒得多!

大力提倡诵读教育吧,没有诵读教育的回归,就没有一流文科人才的培养。

    最后,借一则外国谚语寄语同学们:

    “少年学的,好比石上刻的;

    中年学的,好比纸上写的;

    老年学的,好比沙上划的。”

要读书,趁少年!

要背书,趁童年!

万一童年错过了,就紧紧抓住青少年!

 

注:

①兆文钧:《辜洪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文史资料选缉》第108辑)

 

                               2001年9月初稿于银川承天寺

                               2005年10月修改于漳州白鹭园

 

   * 本文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暨中国未来研究会教育分会联合举办的“中国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征文一等奖。

(本文原刊于《中国大学教育》2006年第6期,刊登时编辑改名为《在文科教育中应该大力提旧式诵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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